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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九娱乐场账号注册 毛振华:我们这代人很幸运 遇到4个历史性机会(全文)

2020-01-11 1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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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九娱乐场账号注册,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在会上表示整个中国过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代人就很幸运,我们遇到了四个历史性的机会。哪四个?第一个,我们把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第二,开放。我们加大开放力度,特别是加入了WTO,成为全球分工的一部分。第三个,是未来的消费能力,就是负债。第四,中国赶上了科技革命。

以下为演讲全文:

毛振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还是一个比较暖和的冬天,暖和的冬日又见到了好多老朋友来听我讲宏观经济。讲宏观经济还是有点压力,因为现在宏观经济形势从这几年情况看,现在是越来越难了。所以,怎么讲,也还是有些压力,我尽量把我们最近的分析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对大家有一个参考。

我是做企业,又做宏观经济,后来专做研究。但是我是觉得宏观经济在中国来看是最重要的,因为少走弯路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宏观经济的走势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这样不犯大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这么大,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小的局部就能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对宏观经济走势的把握是比较重要的。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看看现在中国经济的现状,另外看看中长期的一些情况,最后从政策方面有一个判断。

现在我们看中国经济政策总的趋势,2016年我们发表了一个报告,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新的概括,这应该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成为了现在我们国家分析宏观经济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过去我们提了很多目标,现在聚焦在稳增长和防风险这两个上面。我们称之为双底线思维。

我们2008年开始起一直到2016年都是以稳增长为主的,2016年的年底决定我们要执行以防风险为主的兼顾稳增长的经济政策,实际上真正运行的时间很短,到了2018年的中期,美国发动贸易战之后,又再度调整到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这么一个政策的框架上面来。这是大概的第一个走势。

我们回忆看稳增长和防风险政策的变化,我们对它有一个总结。在过去来看,我们以稳增长为主的政策,起步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政策。本来中国没有经济危机,但是为了应对美国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国采取了与美国差不多,甚至比美国还要激烈的政策,最重要的就是扩大投资,扩大投资就是扩大信贷规模,扩大债务,扩大债务的主渠道就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就是中国过去走过的一条基本的路线图。

这个路线图有什么好处呢?应该说我们获得了起步的时候只是为了应对危机,实际的效果是达到了和西方国家错峰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在那些国家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国保持了比较高的速度,使中国的经济上了很大一个台阶,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是下行的,但是跟那些国家比,我们是错峰的。所以,我们的增长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所以,中国成为了世界的一个新的最亮的点。2009年我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成为世界一个比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这都是以前没有过的事件。但是另外一面看,我们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最重要的是用了债务工具的扩张,债务工具的扩张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后面我们再专门来做分析。

2016年的时候,我们觉得长期的稳增长政策积累的风险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稳增长政策本身的边际效应递减,另外感觉到全球经济企稳应该是一个时机,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消化一些风险,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提出以防风险为主的政策。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些贡献,我,还有中诚信的宏观团队,还有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我们一起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在国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也可以说是改变了后来我们对整个宏观经济主线或者基本上脉络的一个梳理。所以,作为我搞研究的带头人来讲,我觉得还是蛮有收获的,因为看来我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收获和成就比做企业还要大一点儿,还要好一点儿。

2017年之后,我们开始实行了防风险为主的政策,从上至下“层层加码”。所以,2017年实际上是剧烈调整的一年。总的来看还是监管力度非常大的,直到“十九大”我们提出了把防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位,防风险列为中国一个主要的经济政策。

这次回到稳增长思维不是像过去2008年应对危机的思维,因为2008年的时候中国没有危机,也没有危机爆发的基础,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债务危机已经比较严重,已经具有传统的西方国家他们爆发危机的所有的基础条件,只是中国没有爆发。这种背景下,你再实行宽松政策,那我们的风险是要进一步增加的。这就是现在我们考虑问题非常重要的一面。所以,我们现在新的稳增长政策的过程中我们的力度和防风险比基本是一个平衡的,均衡的一个策略。所以,过去我们调整是三七开,30%的力度拿来作为防风险,70%来稳增长。这次的调整可能我们是50.1对49.9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中间要做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术,要把平衡做好不是那么简单的,跟过去比非常敏感,又想把稳增长保住,又怕风险爆发,跟过去比政策的目的性显而言之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再看看2019年当年的经济,现在有些领域我们觉得比预计要好一点,基建和外贸,GDP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在我们预计的合理区间内,就业的问题比较平稳,没有出现经济下行期我们所担心的就业方面出问题,现在目前看还是不错。总的来看,没有想象的或者没有一种过严的过于悲观的那种情况下分析的情况那么坏,还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视角,我们其实从2008年以后,因为2007年是个高峰,我们经过调整之后的GDP下行的速度更大,因为2007年我们调整后的GDP增长率是14%,当年我们原来看统计的时候只有12%,后来变成了14%,经济普查之后有个调整。最近我们又在做经济普查,又有个调整,据说调整完之后,我们去年的GDP的增长速度会比我们去年统计的要高。大家也开玩笑说,如果说不调的话,如果明年还低于6%,可能我们完不成任务,经济增长“十八大”预定的目标达不到,调一调可能刚好可以达到。但是这是经济普查的结果,不是人为调整的,还是比较科学的。

过去我们一直是下行,每年下一点点,这两年的下行没有超过平均趋势,不是一次剧烈的下行。过去我们讲“新常态”,过去我们讲经济增长的底部,L型走势,下面是横的底部,现在看起来,过去说我们找到了经济增长的底部,应该具有底部筑牢,为反弹做准备的阶段。现在看起来底部筑牢”这个词还用的早了一点,经济还在继续下探底部,这是很重要一个变化,过去我们讲L型到底了,我们已经找到底部了,现在看起来还再继续下探。当然我们希望它下探的力度能够在过去的惯性动态里还是可以承受的。

今年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们的内生性投资疲软,拖累了整个投资,整个投资现在的状态并不好,原来一开始我们认为民间投资不好,后来看来全社会的投资状况都不是太好。有一些区域也出现了一些形势的重大变化,比如深圳,过去一直在比较领先的状态,最近公布出来的数据还是压力挺大的,深圳民营经济民间投资的增速今年只有3%,大概这个数字是深圳建市以来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也低于全国的,比全国下降还要快。所以,大家对深圳的判断,当然香港出了一些情况,湾区的判断,也有人在调整,是不是我们过去有那么大的期待,这也是个值得观望的,重新对某些认为已经确定的东西有一些观望。大家知道今天的投资就是未来增长的潜能,未来增长的能量,今天投资如果不行不仅影响当期的消费,也影响未来的供给。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内外需求都在走弱,外需走弱这个情况应该说也是2008年以后的一个常态,2008年以后,全球化的方向是逆转的,全球的贸易总额是下降的,在全球贸易的剧烈下降的过程中,中国也在下降,我们下降的比别人慢一点,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贸易国的。当然,全球贸易里,特别是它的引擎美国有很重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就是我们过去认为美国在上一个周期里出现了所谓过度消费的一个情况。原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国际产品来满足本国,因为太便宜了,美国利用美元的优势,美国是个什么国家?美国是个印刷美元的国家,它出口美元来换取别的国家的商品。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优势。美国要降低中国的利差,我觉得这是个打击中国的说法,美国有利差,那是美国国家的优势,美国跟中国没有利差跟别的国家就要有利差,如果美国没有利差,美国就不是今天的美国,美国的优势就是美国出口美元。所以,美国跟中国消灭利差,那是把利差转到别的国家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经济放缓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看到微观主体的形势还在持续的恶化之中,去年下半年上市公司一片哀鸿,今年看起来势头没有去年下半年那么剧烈,但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也是我们看到的现在整个生产资料价格也在回落。当然,最近公布的PMI指数重新回到荣枯线以上,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实际上从广大的企业来看,实体经济看起来还不是那么景气的。另外,我们由于重大的调整,我们的整个债务的情况没有根本的,我们想根本好转也不那么容易,一年左右的时间,势头有所减缓,基本的格局还依然处在债务的一个高风险期。

我们的工业经济的情况不太好,工业的箫条,我们把三产业在这么一个困难的情况下,三产业占的比重急剧的上升,这个情况的确也是值得分析,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些质疑。北京这两年减少一些所谓的低端人口,增速下来了,前两年像北京主要是靠三产业,有的年份增长超过10%,大家也没觉得到底增长了什么东西,反正现在的情况各个地方GDP上来了,主要是三产业。所以,大家想在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完成的国家,在工业衰退的时期,三产业突然的异军突起,还是有些蹊跷,也是质疑这些数据,这些数据本身也可能是以前的统计,忽略了一些,现在大家挖掘,现在的统计更准确了,把一些原来忽略的因素都包括进来了。

另外,我们看到经济结构的分化,我们用“分化”这个词,信用市场也是分化的,中国经济分化地区,区域的分化也是很大的,主要的问题是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现在出现一个衰退状况比较明显。东北现象以后,东北向华北,向环渤海地区蔓延,有人说除了北京还有一抹亮色之外,大概环渤海地区也是沦陷了,美国分析经济区域转型的时候有一个词叫“锈带”,指传统工业区他们转型落后经济衰退的现象,中国的“锈带”由东北向华北,包括我国过去很值得骄傲的山东、天津、河北,环渤海大增长引擎的动能是衰减的,出现了一些问题。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优势,但是中部地区突然发力,武汉、郑州、成都、重庆,包括湖南,这个区域的增长比较强劲。当然,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知道,有两个重要的城市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我们还没有做认真细致的分析,一个是深圳,一个是重庆,突然失速,对它的成因、走势和对全国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我们经济的发展来看,还是依然处于下行期,这是我们一个判断,但是我们有些韧性,我们有我们的基础,我们还有一些调整的红利,我们还有一些常态的库存周期,我们还有金融环境,还有结构的一些调整。但是我们总的看起来,中国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判断应该是可以基本上比较确认的。所以,从趋势性看,趋势性短期看还是下行的,短期来看也有短期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我们看经济政策的表现,不能主要看我们政策方面还是有持续的能力,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觉得经济运行遇到了问题,中美关系冲击之后我们就调整我们的政策,我们采取了一些政策是过去我们想了很多次没做的。比如减税,减税我们过去也提,我总是反对过去我们的一些提法,像“结构性减税”之类的,结构性减税的另外一个词叫“结构性加税”,因为税收总和的增长一直超过GDP的增长速度,那一定是加了,不加怎么会冒出来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呢?所以,讲减税就要讲总量减税,不要讲总量减税的减税都是假减税,还看数据,税收增长速度要下来,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我们中国的税收政策的税法定的很严苛,我觉得挺难的。我专门了解了一个我们的同事,10000块钱底薪的同事,负责后台行政工作的同事,他拿了多少钱呢?他拿了5900块钱,我们税前给他发10000,他拿了5900,我们另外给政府交了4000,我们花了14000,那个人拿了5900,政府拿了8100。

我们公司合资的时候,老叶给我们列了一个清单,说中诚信有23个问题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整改,包括在哪里办公,午餐费时不是基于工资总额,比税务局还厉害,相当于税务局驻我们公司的代表。但是我们按那个走过来现在看起来也挺好,也挺安全,当管理人员也不会因为你帮大家偷了点税自己遇到什么问题,不管你合不合理,只要你出了我就执行,就发现的确中国的税费这个“费”也很严重。

另外,中国由于很严苛的税法,征收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严格的征收,每一级都有一个自由裁量权,手有点儿缝让它漏一漏,只要增强征管就等于在加税,就像金融监管体系一样,法规没变,只要监管一收紧你就感到整个金融紧了,不要光看利率,你还看看金融监管的手,它一收紧整个就紧了,所以,征收税也是很重要的一条。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减税,不管怎么说这次减税有力度,有效果。反过来说,由于同时加强征管力度没有下降的那么大,这也是潜在的。因为政府的开支不减,政府的机构不减,政府的人员不减,政府想操控的事儿不减,政府想当一个中间人,想把钱摸进来再自己花出去,不让你们自己花,有这么个心态和惯性,每增加一次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增加为这个自由裁量权付出很大的成本。这个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所以,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另外,我们改革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这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基础的。

另外,从技术方面看,我们库存周期基本调整结束,现在到了要补库存的阶段,这是个微观技术问题,实际上还是很影响微观企业的经济运行情况的。我们整个经济的调整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积极的因素。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在一个阶段性,我们能够达到,在工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在投资领域能够达到一个阶段里的小的平衡,大跌的跳崖式的下跌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叫存在韧性。

另外,我们的消费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很重要的。现在的情况,消费下降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也在想这两年中国的情况,经济处于下行,但是工资还是处于上扬的一个时期,消费为什么会下来?因为每个人的资金总和,在个人开支里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时候是从一个池子里拿出来的,大家知道这两年我们进一步挖掘了房地产的市场,大量的中产阶级,差不多把过去用于消费的钱转去投了房地产,这是房地产的最后一次盛宴,挖掘了最后一个潜力,把买不起房的人的钱都拿去买了房子。所以,未来消费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消费市场,现在储蓄率下降,老百姓的机动财力减少,拼多多据说生意比较好,更便宜一点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消费遇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的结构还是有所调整的。大家知道在整个结构调整里我们还是确保了一部分中国经济本身与我们供给相匹配的消费能力。

从我们分析的情况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有所进步的,我们还是非常注重高质量发展,高端制造业。当然,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打贸易战,有两种人很有利,一种是大的国有企业,反正我们也不出口,跟我们没啥关系,我们的市场是国内市场。另外一类就是中国的一批过去比较低端的高科技企业,觉得很好,美国不让我们买,我们自己发展起来,我们芯片没有美国好,过去不买我们的,现在买我们的。上个月我参观一个做芯片的工厂,他说现在生意很好,主要是替代,我们是比美国差一点儿,但是我们现在一下子生活就好了,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事情都有两面性,也许美国的封锁就会变成中国这些企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种不太交流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能够在不开放的情况下做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也是看到现在工业的问题,我们的确是一个还没有研究透的问题。

我最近看了一些院士的一些评选,大部分都是国防科技领域里的,我还是有点忧虑的。大家知道我们国防科技领域落后人家的年份比我们民用的落后的更加长一点,我们有人家有的,就是我们比人家落后,比人家出来晚上了好多年。这么多院士都是落后世界好多年的,中国没有的,如果有了就成了院士,的确还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从趋势性看,外围环境,全球化的红利快速下降,现在逆全球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能够不进口的就尽量不进口,这个问题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也许是合理的,也许是不合理的,我觉得还要看。在过去的时候全球贸易非常活跃,现在看起来这个缺口在逐步的缩小。另外一面,各个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过来是加速的,对我们来看这还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再重新回到2008年之前的那种全球化的分工,那种全球化贸易的格局,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或许永远都不会回到那个时候。

在中国来讲,其实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叫梯度发展,有的地方像东南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可能人均GDP达到两万美金,全国将近一万美元,西部地区那就是远远达不到一万美金。这种情况下,全国看起来我们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带来一个人口结构、消费结构很重要的因素。现在看起来,我们工业化的红利是加速递减,我们看起来觉得还是值得思考的。最近关于中国是否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最近有很多分析,很多非常著名的学者提出来根本就没有走出去,并且预计走出去非常难,因为是指超过两万美金,不是过了一万美金,大多数都是走在一万到两万美金的过程中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我们很多结构性的指标比老龄化,比如工业化的红利衰退都发生在这个时期。所以,从全国情况看起来,我们就有所谓未富先老,未达目标就把速度降下来的这么一个状态。过去这些国家成功的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这些例子,最后又滑落到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看起来跟我们大体差不多,我们现在如果跌破6%,甚至跌破5%,对我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不利的。

人口红利现在非常明显,出生率降低,估计我们会很快放开所有的生育指标,但是最后导致的情况也不会很乐观,大家都不怎么生,未来会成为另外一个问题。

还有一块,改革进入攻坚期,尽管我们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提得很高,站位站得很高,提得很高,你就发现改革要形成一种像以前我们一改革就能见的道路效果并不容易,做到红利并不容易,因为改革本来就是攻坚期,好的改革都做了,难的改革在这儿摆着。另外,还有一些不能改的,现在不能改的越来越多。所以,你就知道改革也不那么简单就能推动,就能发展,就能作为一个新的引擎,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

短期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一个要继续走弱的趋势。有几点,第一点,固定资产投资,三驾马车,最有效率的还是投资,因为消费是中长期的,出口根本就没有可能性得到很大的改善,就看投资。现在问题是投资很难有明显的起色。投什么?过去我们讲我们太勤奋了,我回来会讲为什么太勤奋,我们不仅把这代人的钱花了,把我们祖先留的基础干完了,把我们这代人该干的事情干了,我们还把下代人该干的事情干了,把他们的钱用了,把该干的活儿建了,我们把基建都搞了一遍,后代人想拉动经济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还真想不出好办法来。另外,三驾马车里,消费和出口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居民收入经过调整之后,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再提速并不容易。

所以,居民收益结构在过去分配比例里,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三大部门分配里,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居民收益优先的,看起来企业遇到很大的困难,居民收益主要来自于企业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政府的转移支付也遇到很大的难度。当然,我们政府少搞一些非理性开支,多加大一些理性开支可能有一些帮助,但这也是很难的事情。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持续上升,大家看上升的速度,这个速度是惊人的。十年前我们还在十多个点,现在我们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几,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过去我们讲政府还是比较可以的,是个比较均衡的负债率,企业负债率太高,个人负债率太低,我曾经提过一个“大腾挪战略”,包括债务腾挪,有好多腾挪,产业腾挪,其中一个腾挪就是债务结构腾挪,能够把居民杠杆加一点,企业杠杆减一点,把政府杠杆做合理的调整,现在看起来腾挪得非常快。

在过去两年里有的时间段,我们的信贷额的增长中,居民部门的信贷超过了全部信贷增长,也就是其他部门实际信贷发生额是负数。所以,居民信贷增长上升非常快。比如大家认为老百姓按揭买房那就是最安全的一个项目,其实不一定,如果没有持续的投资能力。我们看到一些经济体里持续看到一些因为房贷出了问题的时候也不少,当然极端的例子是金融危机之后,上轮金融危机香港出现的例子,香港的房价跌破60%,只剩下40%,全体买房人都是负资产,出现过这样的格局。这当然是非常极端的情况。贸易的问题不讨论了,从各个渠道来看,它的所谓不确定性就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很难成为一个新的贡献特别大的这么一个经济引擎。

所以,我们预计2020年的GDP增速将进一步回落。不仅2020年回落,2021年还会比2020年再回落一些。所以,我们继续探寻经济增长的底部,还没有探到底,过去我们认为在2016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我们认为探到了底部,不仅中国探到底部了,世界经济也探到底部了,现在看来世界经济一轮新的反弹并没有那么强劲,当然,美国很早很早,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它就开始复苏了,但是后来传导到欧洲,从全球来看,全球经济企稳已经大概到了2015年,美国经过了一个小的上升通道周期,已经有好多年的一个温和增长,全球来看,刚刚缓过气来,现在看来全球这次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应对危机的政策,全球竞相的降息,竞相加杠杆,又出现新的一轮,反映了对全球经济的判断出现了分化,世界陷入到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

短期来看就是这样子。2019年我们走过这些路,得到这个成绩挺不容易,应该说没有预期的那么困难,就这么走过来了。明年2020年我们继续综合两方面优势,既有好的一面,既有我们韧性存在的一面,但是也有困难的一面,有些困难是加剧的。综合起来看,经济还将继续的面临着下行的趋势。当然,我们也认为下行的趋势不改,但是不会说出现一种断崖式的冲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

从更中长期看,我们讲经济政策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经济的增长是有阶段性的,应该总是有一定的时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策,那就是我们过去宏观经济增长时的一个最基本的经验,现在看起来我们每一年都要出现一个很大的波动,这的确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整个中国过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代人就很幸运,我们遇到了四个历史性的机会。哪四个?第一个,我们把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我们从经济规律来讲,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一度很流行的凯恩斯理论,需求能够自动创造供给,有需求就行。当然,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应该得到释放的情况下,在我们传统体制下、计划体制下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短缺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老百姓就是吃不饱饭,就是不够用,就是因为计划经济限制了人的发挥,这也不准做,那也不准做,只有他来做,他来做又官僚主义,又搞了大锅饭。这是很显然的一个例子,现在说计划经济好的,我也不知道那些脑袋瓜子是怎么分析到的,我也没想明白。

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过剩了,中国还短缺。产品短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机会,邓小平早期的改革就干一个事儿,提高积极性,不管承包责任制,鼓励大家办企业,生产力的水平很低,就是简单劳动,田分给老百姓,老百姓还是种地,工厂还干那些活儿,把生产力提高,产出提高,填平了短缺经济。很快,中国人的创新发展起来之后,每个人都想赚钱,很勤奋,很快我们就达到了西方所谓“过剩”的水平,大概前20年到了上个世纪结束以前,我们就达到了过剩经济水平,除了几个行业由于资源的限制短缺之外,主要的行业全部达到饱和和过剩的状态,开始出现了供过于求,这是我们一个历史机会。这个机会是我们祖先的贫困留下来的,让我们用供给,用劳动就能创造这个财富,就能让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开放。国内需求由短缺变成过剩之后,我们很快找到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叫一浪接一浪,我们加大开放力度,特别是加入了WTO,成为全球分工的一部分。所以,我想美国现在很后悔这件事情,他们肠子都悔青了。中国现在加入到世贸组织,成为全球化分工的一部分,也发挥了我们的资源禀赋、劳动力优势,特别是我们的勤奋、学习这个重大的优势。所以,我们由于这个比较优势,把国际市场作为了中国国际上的消费能力作为了中国的一个历史机会,这是我们第二个历史机会,就是国际市场开发,国际需求,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推动。

第三个,在中国在本世纪的前十年,2008年以前主要是靠加入WTO,靠全球化,2008年以后我们又找到一个机会,就是未来的消费能力,就是负债。我们过去中国,也是祖先留下的传统,我们不怎么借钱,老百姓根本不借钱,也借不到钱,国家的负债很低,企业的负债尚可,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因为我们过去也是一个类似于日本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模式,企业的负债还是有的,但是政府和老百姓的负债都很低。这个时候我们把现实的消费用掉了,我们把外国市场的消费也用掉了,两个市场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机会,未来的消费能力呢?我们借钱,借的是未来的钱,干未来人的活儿,我们就把债务的扩大来创造,这个需求来拉动经济,这个我就不细讲了。

这三个是我们走过来的历史性的道路,这中间还有一个贯穿于40年的,特别是后30年的一个历史机遇,这一轮全球的科技创新,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基础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革命。我们知道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叫“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就是凯恩斯提出了需求能够自动创造供给的理论,在这之前他革谁的命呢?传统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叫萨伊,他的理论就是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我生产出来那就是需求有,对不对呢?其实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肯定是对的,早期的时候人们的物质匮乏的时候当然是供给创造需求了,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货都卖不掉的时候当然是需求创造供给了,这是不同阶段的事情。

这个讨论说谁对谁错,我也不认为有这么明显,但是肯定是告别了萨伊时代,告别了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的时代。但是萨伊定律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今天还能被验证,就是它的供给创造需求,就是科技。如果一个科技革命,一个科技的发展,它能够带来新的产品,这个新的产品能够带来新的需求,这些新的产品甚至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汽车的出现,比如这次电子信息产业的革命,到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每个人在屏上要看5-8个小时的手机,你就知道这是新的一场革命和新的一种消费需求。所以,我们正好赶上了这一轮,并且这一轮的技术比较平坦,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壁垒。这一轮技术革命下来你说谁是发明家?你找不到。以前你知道蒸汽机谁发明的,电谁发明的,电灯谁发明的,炸药谁发明的,你知道很多的发明家,但你知道这次伟大的科技革命谁是发明家吗?没有一个科技人才,都是老板,商业模式,都是无数的工程师干的。这个技术很平。所以,中国赶上了这一次科技革命带来的需求,供给带来的需求。

所以,这是我们四次历史性的机会,这是过去我们发生过的。这四次我们都用完了,我们再怎么找呢?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有好多历史性的任务,中长期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大事情,这个事情在这种强烈的碰撞中,我们相信中国的文化,我们的韧劲,最终我们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里继续保持我们的传统禀赋带来的优势,我们能够继续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当然,我们应该小心谨慎的来求证这件事情,他不是自然而然就能来的,我们还有中等收入陷阱,大家关注最近的一些大学的文章,基本上对这个事情不像过去那么乐观。另外,我们还有明斯基时刻,债务违约危机很有可能到来,不知道从哪里爆发出来。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债务的情况已经具备了或者说在其他的国家早就发生过好多次危机了,我们还没有发生过,发生一次根本不稀奇。2016年底我就讲来一次小型危机又有何妨?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有一次危机很正常,中国有那么大的积累,企业、个人、政府都应该有能力应对一次危机,但我们憋着一直没让它发生,但是憋着憋着没准憋出个大的来,得小心点儿。另外,我们要破解李约瑟之迷,解决创新和政府的关系,在这个里面看起来,现在我们走了一条自己中国特色的道路,现在看起来,每件事情利弊都是有的,最终走出来还爱看验证,现在我们是阶段性成功。

未来十年,我们不能再走加杠杆的道路了,因为前面讲过了,债务真的是不需要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全世界谁不会啊?那中国为什么过去成功了?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债务,债务小,我们由债务小变成正常债务,由正常债务变成一个比较高的债务,就像我们讲供给创造需求,那个时代是可以的,你经济差,你生产力产出落后,但是你到了过剩的时候还讲这个肯定不对,你现在再讲加杠杆那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加杠杆失败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我们在现在的时点上再走这条老路,肯定是走不下去的,这一点不是我说的,我觉得高层早就对此非常的了然于心,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出台一系列防风险政策跟这个是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条,对于国企的依赖,我们也要有非常大的警惕。最近有些讨论,我们为什么成功?我们的4万亿给了谁?给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得到超常规的发展。国有企业表面上拿到的是债务,通过债务获得的,实际上拿到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国有企业拿到社会资源配置能力扩大了政府的作用,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里使这个关系得到逆转。所以,应该是国企的发展是跟我们过去改革的思路是一个逆向型思路。但是国企有它的优势,听话、来得快、来得猛、力度大,有它的好处,作为反危机的临时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中长期看大家已经看到了国企的效率低,国企的无序负债,国企缺乏个人的终极利益所有者的这么一个非约束机制,有很大的弊端。所以,国企的情况现在才刚刚开始。当然,你可以不停地给它钱,一直给下去,但是给下去的结果又跟前面的加杠杆出了问题,所以,国企遇到了严重的债务依赖症,绝大多数的国企和地方政府永远还不起他们的债,所以,他们是没准备还债的,他们不仅还不起现在的债,也还不起利息,他们要通过扩大债务基数来还利息,这条路一直是全社会扩大财富扩大国企的杠杆率,这个路子最终我们还要进行第二次改革。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再依托国企的增长很难,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垄断型。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三个问题国企不能解决:

第一,劳动力密集型,中国这么大的就业人口,如果不搞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不解决就业,中国要出大乱子,再大的国企业维持不了中国的局面,必须要靠千家万户的私有企业。

第二,出口创汇型,国有企业出口很少主要是利用垄断卖给中国人民自己,不是卖给全世界。

第三,科技进步型,除了军工企业之外的其他,军工企业的产值、影响力、投资成数很小。科技创新还要靠民营的科技力量。

这三条都不行。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能走下去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我们要做好增量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提出来稳增长、防风险的底线之后,我们觉得还是要继续坚持这么一个思维,现在要做好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术,我们是讲稳增长为主,但是一定要更关注防风险,这次跟以前不一样,在刀刃上选择,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做好这个平衡术。平衡术的核心,我提出来一些想法,我们要找一些政策,这个政策是有利于稳增长,但是它不是扩大风险,找到很多新的因素,有些沉寂已久的中国还有一些历史机会找出来,找出来既有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防风险。有那么好的东西吗?有的,还是可以找一点的,关键需要改革。

比如土地问题,最近中央刚发了文件,要土地长期稳定现在的承包关系,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不是很满意,为什么要长期稳定?长期稳定承包关系了,为什么还要搞承包呢?长期承包那叫什么呢?你为什么就不这个产权给农民呢?私有化,这个不行?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我们不搞私有化,搞国有化行不行?把集体所有制莫名其妙的东西拿掉,变成国有土地不就国有化了?你把使用权发给老百姓,老百姓在城里买个别墅也是土地是国有的,产权、使用权是自己的,就把农民的土地都变成这样子,所有权交给国家,对于土地来讲交换的就是使用权,把使用权放给农民,土地全部进入市场,这样房地产的资金很大一块社会资金可以对冲,可以进入到土地市场。相当部分农民拿到钱进城可以买房子,可以去消费,扩大消费,对冲社会资本,对冲巨大的社会资金。可以做啊,就是个观念问题。不知道谁一个东西影响到现在,说中国有很多的问题,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让他们卖钱,因为卖了钱他跑了,万一出了问题他就不回家。中国万一出了问题,农民有块地,他就回家了,回家有饭吃。但是80后的这些新的农民工,新的城市这些人,他们还会回农村吗?回不去了。讲“流民事件”,不知道谁渲染出来的,“流民事件”在中国发生的最后时期大概就是明朝,墨西哥、印度那么巨量的城市贫民也没有出现所谓历史上灾难性的“流民事件”,现代城市有巨大的消纳能力,我们无需拿历史上多久多久的故事,中国人太会读历史了,从嘉庆300年开始读了一大堆跟现在完全不搭界的东西来自己威胁自己。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专项的问题不再细说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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